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：2021-04-09 08:21:02
一位将軍，戎馬一生，卻因患病擔心影響工作，堅決要求解甲歸田，帶領鄉親修水庫、建電站、興農業，造福十裡八鄉。一位教師，毅然跟随将軍丈夫紮根貧苦山區，投身教育事業，生活儉樸卻格外熱心助人，年屆九旬仍不忘弘揚正氣。甘祖昌和龔全珍夫婦用實際行動诠釋了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。
生活中，甘祖昌告誡子女最多的一句話是：“要挑老紅軍的擔子，不能擺老紅軍的架子。”在這樣的教導下，甘祖昌、龔全珍的後代都在平凡崗位上老老實實做人，勤勤懇懇做事，傳承着良好家風。
甘于奉獻是家教——
“在農村參加生産或工作，同樣能對黨的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”
這是電影《這樣一位将軍》中的場景：1955年，新疆軍區後勤部長甘祖昌向組織申請回鄉務農，龔全珍聽了後很生氣，責怪丈夫為什麼不和她商量，甘将軍向她發了一通火。
在談及電影這一細節時，龔全珍笑着說：“電影需要矛盾沖突。我非常尊重他，他農民出身，入黨這麼久，又是老同志，靠得住。”
甘祖昌和龔全珍都是共産黨員，擁有共同的理想。無論在哪裡，無論環境如何變遷，無論是什麼角色，他們都堅定信仰：做一名純粹的、無私的共産黨人。
當時，組織上不批準甘祖昌回鄉，龔全珍就陪着丈夫，一直遞交了3年的報告。1957年，組織終于同意了。龔全珍任教的解放軍子弟學校八一中學的領導問她：“甘部長回老家當農民，你去當什麼？”龔全珍說：“他當農民我也當農民，不會當學着當。”
從新疆到家鄉江西省蓮花縣沿背村，甘祖昌從将軍到農民，回到了另一個戰場；龔全珍從部隊學校到農村學校，繼續戰鬥在教育戰線。
戰場不同，辛苦緊張卻一樣——從1958年開始，甘祖昌便開始帶領大家虎形嶺上伏虎，冬水田裡降龍，把虎形嶺變花果山，改造冬水田，受到鄉親們的愛戴。“祖昌一到家鄉，每天背個镢頭出門勞動。種什麼水稻，産多少斤，他有個小組專門研究。”龔全珍則一直保持在部隊教書的習慣，周一到周六住在學校，在小學當校長時，離家更近，就十幾分鐘路程，但她仍然吃住在學校。所以家裡大小的事，幾乎由甘祖昌包了，女兒衣服、鞋子破了，他都會及時補上。三女兒甘公榮回憶說：“小洞爸爸補，大洞就等媽媽星期六回來補。”
戰場不同，精神品質卻一樣——甘祖昌有工資，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，而且把工資拿出來買化肥，獎給改造冬水田的生産隊，還捐錢建橋、建水庫和電站。而在學校，每次調工資，龔全珍首先聲明她不調：“我都不好意思，縣長工資才50塊錢，我有80塊。太多了。”除了必要的家用外，大部分工資都接濟了貧困學生。龔全珍曾經的同事劉永林回憶說：“我剛來，沒有轉正，她就把糧票、餅幹票給我。小學校舍不夠，她帶領師生們建教室，木工和泥工的工錢都是她貼的。”
戰場不同，累累戰果卻一樣——甘祖昌帶領鄉親一道修建了3座水庫、25公裡長的渠道、4座水電站、3條公路、12座橋梁，每項工程他都捐錢，有統計的達8.578萬元。龔全珍捐資建了8個教室，捐助學生上百人，捐贈圖書近萬冊，用實際行動傳承甘祖昌艱苦奮鬥、建設美好家鄉的信念。
在父母言傳身教中成長，不擺架子挑擔子的思想早早在兒女們心底紮了根。二女兒甘仁榮始終記得父親的話：“如果你對前途有了正确的認識，當你在生産或工作中取得了一點微小的成就的時候，你就會感到在農村參加生産或工作，同樣能對黨的事業作出重大的貢獻，你就會自覺地感到農村的前途是遠大的，農村是有出息的。”
甘祖昌的嫡孫甘軍，19歲參軍，先後獲得多次“優秀士兵”榮譽稱号。1999年，他在訓練中撞傷右眼，緻使右眼視網膜脫落，右眼視力僅為0.05，定為三等乙級傷殘。當時甘軍正在參加提幹培訓，他主動找部隊領導要求退出培訓，說：“我的右眼已經嚴重受傷，即使提幹了，也會影響以後的工作。”
回到地方後，甘軍主動要求到條件艱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，并巡查最偏遠的王家源片區，在基層一幹就是十幾年。在單位，甘軍向同事隐瞞了将軍孫子的身世，從不借此“沾光”；隐瞞了殘疾軍人的身份，從不向組織提要求。直至2010年，市民政部門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工商局找甘軍，單位領導才得知他是将軍後代。
當被問起為何要隐瞞這兩個“秘密”，甘軍沒有回答，隻是說起了兒時的家事。甘軍由龔全珍一手帶大，奶奶對他要求非常嚴格，常教育他：“我們不要因為是将軍的後代而炫耀自己的家世。我們的身份沒什麼特殊，但更有一份特殊的責任，把将軍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。”奶奶的話，甘軍始終記在心裡。
艱苦樸素是家風——
“國家每月是給了我300多塊，這個錢，我用在發展生産、改變農村面貌上，比用在吃穿上有價值得多”
回到蓮花後，甘祖昌、龔全珍全家一直過着勤儉節約的生活。
在家中，甘祖昌是“财政部長”，就連龔全珍的工資都是交給丈夫統一分配。孩子們有時不解，問母親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工資都交給父親，平時買點東西還要伸手向父親要。龔全珍總說：“你們父親在部隊搞了幾十年的後勤工作，他會把錢用到更需要的地方，我也省心。”
當時，甘祖昌每月工資330元，生活卻十分節儉，把大部分工資用來支援農村建設。在群衆眼裡，他始終是“一身補丁打赤腳，一根煙杆沒有嘴。白羅布汗巾腰間纏，手拿砍刀肩扛鋤”的農民形象。
“父親回鄉以來，就給自己約法三章，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村民一樣，不圖安逸、不講排場，時時、事事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。飯是糙米飯拌薯絲，菜是豆腐、辣椒、白菜等素菜。”甘仁榮記得：“從小父親要求我們碗裡不能剩一粒米飯，掉在桌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，絕不允許浪費一粒糧食。”
小時候，家裡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去買，孩子們穿的衣服布料，都是買一毛七分錢一尺的白龍頭細布，再買染料染成藍的、灰的、黑的，男女老少都穿一樣。“父親說這樣省布。父親的衣物都要穿10年以上，破了就補，直到不能補了，就給二嬸用來鋪鞋底。”甘仁榮回憶道。
一些老戰友曾對甘祖昌說：“老甘，你這身打扮，是丢我們老幹部的臉！國家沒給你錢嗎？一個月300多元，就不能做幾套适合穿的衣服嗎？”
甘祖昌回答說：“我早就當了農民，不是什麼老幹部。國家每月是給了我300多塊，這個錢，我用在發展生産、改變農村面貌上，比用在吃穿上有價值得多！”
好的傳統就要有好的傳承。甘祖昌一家人身上都印刻着勤儉節約的烙印。
如今，九十多歲高齡的龔全珍生活依舊儉樸。一次，她的學生來家裡看望老師，見到老人家的衣服太舊了，就說：“我給您買一套新衣服吧。”龔全珍馬上制止，說這些衣服還能穿，叮囑學生千萬别買。
從新疆回來後，龔全珍的一塊手表一戴就是幾十年。年頭長了，手表總是壞，壞了就修好後接着戴，壞了再接着修，就這樣壞了修修了戴，一直堅持到實在沒法再修了，她隻好讓孫媳婦幫忙在網上淘一塊便宜的，還特意交代幾十塊錢的就行。
甘公榮的節儉也是出了名的。龔全珍志願者協會會長李麗輝說，甘公榮平常穿着打扮非常樸素，衣服洗得發白了依然穿在身上，平常買菜，也都是買一些不新鮮但便宜點的。甘公榮認為，隻要洗幹淨，做熟了一樣吃。有一次，李麗輝和甘公榮去走訪慰問困難群衆，她發現甘公榮背着一個包，估計已經10多年了，好多地方皮都掉了。甘公榮卻說，這沒關系，隻要裡邊的東西掉不出來就可以繼續用。
“甘姐一個月工資也就三千多塊錢，但每次走訪看到誰家經濟特别困難，總是以母親龔全珍或個人名義五百、一千地捐款。”李麗輝在日記中寫道，自己深深被龔全珍全家這種樸素無華的精神所感動。
嚴于律己是家規——
“隻能給後代留下革命傳家寶，不能留下安樂窩”
甘祖昌和龔全珍不僅嚴于律己，從來不向組織上提要求、謀私利，也教子從嚴，幾個孩子誰也沒沾過“将軍後代”的光。“隻能給後代留下革命傳家寶，不能留下安樂窩。”這是甘祖昌常對子女講的話。
新疆解放以後，大兒子甘錦榮去新疆找甘祖昌，以為父親可以給自己安排一個好工作，沒想到甘祖昌卻說他沒有文化，幹不了什麼技術活，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鐵。甘錦榮身體不好，打了幾天的鐵就病倒了，醫生檢查後确認他不宜打鐵。甘祖昌便對兒子說：“我本來想把你培養成鋼鐵戰士，誰知你沒這個福分。好吧，我介紹你到農六師去學開拖拉機。”
1973年冬，在吉安地區衛生學校學習的長女甘平榮剛好18歲，聽說吉安地區征召女兵，一心想去參軍，便給父親寫了一封信，希望他給人武部打個招呼。接到這封信，甘祖昌囑咐龔全珍：“給平榮寫封信，說我的意見是符合條件就去，不符合條件就安心學習。”
不巧的是，有一天龔全珍在地裡勞動時摔斷了手，甘祖昌便陪她到吉安看病。吉安軍分區的領導同志得知這個消息便來到醫院看望，順便就甘平榮參軍的事征求甘祖昌意見。甘祖昌說：“一切按原則辦事，如果她身體合格，你們就接收她，否則就不要接收！不要因為我的緣故破壞規矩，我知道她的右眼近視，希望體檢時嚴格把關！”
得知這個消息，甘平榮傷心地哭了。但她沒有灰心，積極鍛煉身體，最終因為品學兼優而光榮入伍。參軍以後，她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訓練，取得了好成績，為父親母親争了氣。
1976年，龔全珍從教育工作崗位退休，按照當時規定，幹部離退休，可以由一名子女頂替，因此，小女兒甘吉榮打算去學校“頂班”，卻遭到甘祖昌的堅決反對。他說：“子承父業，這是封建社會的舊規矩，也是官僚集團腐敗無能的根本原因。子女長大了，應該自謀出路，不應該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吃老本！”
當年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蓮花的山山水水見證了甘祖昌和龔全珍永葆本色、一心為民的信仰，也見證了甘家一代代的家風傳承。多年來，甘祖昌和龔全珍的一言一行始終教育着兒女們。在他們的影響下，兒孫們盡管身處平凡崗位上，卻個個品行端正、工作敬業。如今，他們有的被推薦為“最美萍鄉人”候選對象，有的當上了“三八紅旗手”，有的榮膺“全國勞動模範”。
同事和朋友曾送給甘家子女16個字：革命後代，将軍傳人；淡泊名利，情操高尚。這既是對甘祖昌和龔全珍兒女們的褒獎，更是對這個革命家庭高尚家風的贊揚。（田心）
